图片来源: Ben Hosking
在先进经济体，房屋负担是日益严峻的问题，尤其是在澳洲这类国家，数十年来政策反映了投资者的利益，当地流行一个说法是买第十间房子比初次置业还来得容易。新自由主义方针不但影响私人房屋市场，二战后公共房屋的兴建潮也因此告终。
在维多利亚州，政府政策倾向清拆楼宇和公私合营的方式。非牟利设计事务所OFFICE的联合创办人Simon Robinson说：“有些房屋在正式政策推行前就被清拆了。后来在2016年才透过公共房屋翻新计划（Public Housing Renewal Program）正式纳入政策中。”这项计划详列11个清拆地点，其后会交由私人发展商重建，其中七成会用作私人房屋，其余则是“社区房屋”——意思是由协会营运，不是公营性质。 “当时舆论批评政府此举等同卖地，直接送土地给私人发展商。” Robinson说。
维州最大的公营房屋是位于内城区域的阿斯科特韦尔公共住宅，这里同样也受到政策影响。这幢大楼是战后乐观主义的典范，大楼分成高低座，以楼梯接通，由著名建筑师贝斯特奥法安所设计，秉承了当时柯布西耶对光线和空间的处理手法。在一次会面中，大楼居民才知道有翻新计划，纷纷表示强烈反对。居民Clare Hanson忆述，当时她很怀疑这场会面的动机，于是随后与其他人组成“保育阿斯科特韦尔公共住宅”（SAVE）组织，可惜为时已晚，未能保护80个单位。
后来在2023年9月，政府宣布清拆维州44幢高楼大厦，居民获悉后大感诧异。Robinson的联合创办人Steve Mintern说：“没有人通知他们清拆细节，他们只能从新闻中得知消息。有些居民更开始收拾家当，以为翌日便要迁出。”
OFFICE联络了SAVE和一群居民、社会运动人士和学者等组成的保育公共房屋联合社（Save Public Housing Collective），表示愿意提供服务，并承诺会根据事务所“复修保育，重塑贮备”（Retain Repair Reinvest）的模式进行可行性研究。该模式集中研究翻新现有公共房屋带来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好处，例如保留社区网络、以维修减少环境影响及把大楼储备重新投资。建筑师指欧洲和北美曾经用过相似方案，在澳洲则从没有正式的可行性研究。
Robinson和Mintern对其中一幢大楼进行研究，发现它和其他大楼都能翻新成现代规格，期间居民可搬到公屋内其他暂时空置的公寓，以减少对生活的影响。“政府满口节能房屋、可达性和可持续工程，但好像只当成清拆公屋的理据。”Robinson说：“我们的工作以他们的人口密度和现代规格为基准，透过翻新已经能达成目标。”
研究探讨政府针对的范围，包括缺乏升降机、残障人士进出通道、洗衣设施、能源效益设计、睡房数目和共享空间的质素和数量，并聘用环境设计顾问提供专业知识。他们就各个范围提出翻新和重新设计建议，并能达成政府的目标，部分个案更是超额完成，例如20%的公寓可改建成残障人士住宅，超出政府提出的5%，并且利用天台通道缔造额外的共享空间。
OFFICE公开报告后，几个月下来毫无动静。于是二人前往阿斯科特韦尔公共住宅，聘用建筑工人翻新他们研究的大楼。Robinson说：“之后，我们收到维多利亚州住房部（Homes Victoria）的电邮，表示这里会保留作为公共房屋。”Hanson和SAVE组织向当局施压，似乎也带来助力。“当时联邦大选将至，Clare成功引起传媒关注。”Martern说。
一幢大楼翻新后带来正面结果，但更重要是整个公共住宅不再面临清拆——现在更有了成功的替代方案供社运人士参考。Hanson备受鼓舞，但仍心怀警惕，自言这看似是“刻意放任”的做法，将来有可能令拆卸变成必然。但目前住宅大楼、同样重要的社群及其支持网络仍然密不可分。“现时的澳洲人都是公屋面世后才出生，”她说：“大家一致同意应该保育。”
这宗个案中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政策制定官员应该在推出政策前，提早向持分者进行公开咨询，设计、规划专家和居民等都应包括在内。在居民参与方面也有正面例子，Robinson表示，大伦敦政府要求居民需就公共房屋或活化项目进行前投票表决，投票结果将具有约束力。这些改善工作都不复杂，关键是把房屋视为基本人权，公共房屋视作公共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