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问及为何坚持为香港基层人士建造设独立厨厕的房屋时，邬励德如是说：“ 这全因为我的建筑师背景使然。”作为一名记者，笔者固然不接受这个答案；后来，我花了足足三年时间，才弄明白邬励德在六十年前的这份坚持。
时至今天，设独立厨厕的单位已成为香港公营房屋的基准，基本得如同我们每天呼吸着的空气。然而，政府当初决定兴建徙置屋邨，以安置石硖尾大火灾民及其他竂屋贫穷户，这并非他们的腹稿。可惜历史没有假设，假如没有邬励德当天的坚持，今天将会变成如何无人能知。
邬励德于1963至1969年出任香港工务司。他于1912年生于山顶域多利医院，1938年加入工务局。作为一位人道主义者，他认为政府有责任为基层市民提供合宜的居住设施。
第一代徙置屋邨是为了安置在1953年平安夜发生的石硖尾大火灾民而兴建，那些单位只有四面墙，十分粗疏，居民要共用厕所和浴室，厨房就各自在公共走廊里搭建凑合而成。当时的工务局其实就是政府的建筑署，而邬励德是部门的总建筑师，他负责在既定的预算内，设计及建造这些徙置屋邨。然而，他对于其恶劣居住环境感到相当失望，认为任何人都值得合宜的居所，所以坚持为基层居民争取具独立厨厕的房屋。
他的坚持深深打动了当时的房屋协会主席祈德尊，二人曾并肩参与香港保卫战，也主力负责战后的重建工作。祈德尊遂邀请邬励德担任房协的执行委员会委员，甚至接纳邬的主张，后来称之为“邬励德原则”。在后来的讣闻中，传媒称邬为公屋之父，以表扬他即使预算紧绌，仍然坚持为基层市民提供合宜的居住条件。然后，他为何有此坚持？假如这份使命纯粹源自他的建筑背景，那么，应该可找到不少和他理念相近的同道中人。
答案无法释疑，全因访问者及受访者都视公营房屋为理所当然。在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世代及其子孙， 深受战后的社会福利制度所影响，对公营房屋的概念早已习以为常。我们唯有尝试追溯公营房屋的起缘，了解此概念在当时的社会上有多革新，我们才能读懂邬励德此刻的答案。
由政府兴建公营房屋这个概念，在当时的英国来说极具革命性，英国政府用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去进行辩论、试验和实施，最终促成了council housing政府福利房的诞生，推行过程中经历了多个重要里程碑，包括model dwelling样板房屋运动、Octavia Hill房屋管理运动，以及Letchworth 和Welwyn花园成市。工业化及城市化令英国出现了一大批从事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及其他行业的工人阶层，他们大多居住在一些急速发展的工业新市镇里，但由于收入不高，只能挤在贫民区里。突然间城市出现了大量基层人口，当时的英国政府对此无法理解，而现有价值、信仰和制度中亦找不到任何工具或语言，去处理这个突发状况。
十九世纪早期，由于现有制度的过时，城市无法解决这些因劳动人口急增而衍生的社会问题。出于宗教信仰或怜悯之心的人士或会诉诸公益慈善，然而这会否有违自助自救的原则？当救援出现 时，慈善工作又应该在何时退场？假如贫、病、孤、老值得救助，那么遭逢困境的罪人又如何？如何区分受助人是否“值得”或“不值得”帮助？这无疑引发了各方的激烈争议。贫穷并非由于道德败坏，而是制度出现了问题——低工资、工人缺乏保障、经济政局不稳，以及令人绝望的卫生环境。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开始出现共识，掌权的人意识到有必要让那些成了战争英雄的士兵有尊严地生活，否则会影响社会整体稳定，也为公营房屋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石硖尾大火发生后，由葛量洪领导的香港殖民政府决定为无家可归的灾民提供住屋，当时英国的福利房计划已经实施逾三十年。然而，有别于英国的社会状况，葛量洪提出公营房屋政策的原意并非出社会及政治考量；说穿了，两个政府都并非只为了行善而实施公营房屋计划。
战后的香港颓垣败瓦，大部分楼宇被摧毁，有些被炸弹击中，有些被窃贼 大肆掠夺，很多人急需燃料用来煮食及保暖，供电遂成为重建城市的当务之急。当时的香港一片狼籍，连食物都是自邻近地区航运送过来，甚至要从伦敦空运现金到港。战争结束后，逃亡人潮陆续回来，住屋需求变得非常殷切，加上中国后来发生内战，共产党占据上风，很多难民因为政局不稳而逃难来港，进一步加剧住屋需求。
战后邬励德重返他在公务局的岗位。由于当时的城市环境并不适合欧洲女性居任，他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为当时的高级公务员设计房屋。当时政府为了确保高级公务员能专注工作，故决定先为他们及其家人提供安全及舒适的居住环境。然而，即使是英国上流社会对此做法都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政府应首先回应贫穷人士的住屋需要。其中一位激烈反对派人士是圣公会的何明华主会督，由于政府漠视他的抗议，遂迳自在伦敦进行募捐，同时召集一批拥有相同革命理念的社区领䄂，筹组成房屋协会，并以为劳动阶层提供基本住屋为创会宪法。
石硖尾大火正好是促成公营房屋计划的导火线。仁政背后，当局还意识到这批来自中国的共产难民对本港未来发展极为有利，建造基层房屋的社会成本，远比起让居民聚居于竂屋的要低，而且还可以将原本被非法占据的土地释放，发展其他更具效益的用途。政府遂要求工务局的一众建筑师包括邬励德， 按照专业守则为低下阶层设计房屋，为徙置房屋配置游乐场、学校、街市、商店及诊所等基本社区设施。
然而，他为什么要坚持为劳动阶层争取设独立厨厕的房屋？当时邬励德刚好适龄入学，由于香港没有为英国后裔而设的学校，邬励德的父母便把儿子送回英伦读书。1921年，年仅8岁的邬励德返回英伦读书。大约三年前，欧洲战争才刚刚结束，1918年发布的Tudor Walters Report制定了福利房的新标准，例如必须为独立配置、楼高两层、设前后花园、正门、供水、煮食及卫生设施。顾及私隐问题，单位必须设有睡房，并以三房为基本配置，屋邨附近必须附设绿化休憩空间供儿童使用。顺带一提，英国在1918年通过法案，所有年过30岁、拥有物业的女性均可享投票权，为全球人权发展的重大突破。十年后，女性的投票年龄更大幅降低至21岁。二十年代，改革派建筑师及规划师对于福利房的设计及屋邨管理非常关注，邬励德正好成长在这个年代，认为为贫穷人口提供合宜的居住环璄，政府实在责无旁贷。
1930年，邬励德成为建筑系学生，他同时报读了伦敦综合工艺学院（即现时的西敏大学）的School of Building。在夜校里，他修读建筑历史、建筑设计、楼宇建造、排污及卫生，以及其他建筑师及测量师必修的科目。至此，福利房已发展成为英国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邬励德成为深受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影响的新一代建筑师。
在某程度上，香港与伦敦非常相似。在伦敦，工业化导致大批工人被迫聚居于贫民区。在香港，随殖民地而来的急速城市化，令周边农村的劳动人口一时间都涌进城市里去，在那个被称之为家的地方里，他们既没有土地也没有物业。在英国殖民统治的 155年间，香港的人口增长与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香港成为那些欲逃离不稳政局的人的避风港。城市化、工业化和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大量劳动人口和难民到港，当中的华人大多居住在环境恶劣、挤迫不堪的廉租房里。在邬励德念建筑的年代，贫民区在伦敦和香港都非常普遍。
大家很容易会将社会问题归咎于殖民统治者的不公平对待，其中一个例子是“山顶条例”，根据该条例只有获港督批准的华人才能居住在山顶。然而，爱追根问底的人讨厌被概化和定型；社会进步建基于恻隐之心，以及对过去及现在的批判性分析。历史资料显示，早期的华商曾以种族歧视为理由，反对健康监管人士提出住宅楼宇之间必须设置后巷的建议。1879年，一群华商集体请愿，抗议公共卫生改革法案，要求他们在楼宇之间预留后巷空间，以符合通风、采光及防火原则，这意味着本可出售的楼宇空间被削减了，他们甚至讹称华人的生活水平和健康习惯有别于西方人，这些为名流豪宅而设的公共卫生措施，并不适用于华人社会。
邬励德的父亲同样为建筑师，退休前为工务局的助理总监。访谈中，邬励德和我分享他与父亲就一个大家熟悉不已的话题的一次对话，显示了两代建筑师之间的鸿沟。对话在1945年十二月于邬励德父母的Essex家中进行，当时邬励德正在休假前往探望父母，期间他询问父亲为什么没有修订建筑物条例以增加唐楼的临街长度。
邬励德：唐楼的临街长度规定为14呎，你为什么不增加至20呎？
邬父：14呎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完全没问题，这个居住环境挺好的。
邬励德：并不是呢，很多人因为居住环境太恶劣，患上肺结核而死亡。
邬父：那又怎样？
邬励德非常不满他父亲的态度，自此再没有跟他谈论有关香港的一切。纵然如此，邬励德花了不少唇舌解释他的父亲其实并非坏人，大家只是代表了新旧世界的不同观点和立场。
事件年表
1903 – 邬励德的父亲Arthur Edgar Wright前往香港，加入工务局
1912 – 邬励德于山顶域多利医院出生
1918 – 正式发布《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Board and the Secretary for Scotland to consider questions of building construc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vision of dwellings for the working classes in England and Wales, and Scotland》，亦即《Tudor Walters Report》 。
1919 – 英国全面实施福利房
1921 – 邬励德的父母将他及其兄长Denis 送回英伦接受教育
1929 – Le Corbusier撰写的《The City of Tomorrow and Its Planning》出版。
1929 – 年仅49岁的邬励德父亲因健康不佳提早退休，同年返回英伦。
1930 – 邬励德成为建筑系学生，报读伦敦综合工艺学院
1933 – 邬励德任职于摄政街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正成执业后转到一家规模校大的公司工作。
1938 – 邬励德婉拒了公司的合伙人邀请，改为接受工务局的聘用，同年回到香港加入建筑物条例执行处。
原文刊载于www.urbandiarist.com。黎颖诗是城市日记的策展人及作者，也是纪录片《励德年记》的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