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雾霾，常被视为一种季节性现象：农业焚烧产生的烟霾，在特定天气条件下随风扩散，越过国界，影响其他地区的空气质量。
这样的解释依然成立，却已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 在新加坡、吉隆坡、曼谷和雅加达等城市，以及同样受到区域污染影响的香港，空气污染已不再局限于特定季节，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需要持续面对的问题。我们需要追问的，不再只是雾霾从哪里来，还包括城市的哪些建设和运行方式，让污染反复出现、长期存在。
从季节性雾霾，到长期的城市问题
放眼东南亚及周边的主要城市，PM2.5浓度差异明显，但多数城市的年均浓度高于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指导值。新加坡和香港的平均水平通常低于曼谷和雅加达，吉隆坡则往往处于两者之间。
然而，值得关注的不只是数值的高低，还有这些数值背后的变化规律。有的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较好，却不时出现污染物浓度骤升的情况；有的城市随季节变化经历周期性的雾霾；还有的城市长期处于较高污染水平，即使没有明显的污染高峰，居民日常接触的污染也依然不容忽视。
这些差异说明，雾霾并非完全来自外部，城市自身的交通组织、能源使用、建筑施工和土地利用方式，也会影响空气质量。因此，治理空气污染，也需要从城市的建设和运行方式入手。
五座城市，五种污染特征
东南亚及周边各座城市面临的空气污染问题并不相同。污染来源、基础设施和地理条件的差异，使污染的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和变化规律各有不同。
- 新加坡的空气质量总体较好，但仍会不时出现污染高峰。与许多周边城市相比，其平均污染水平较低；然而，跨境烟霾仍可能使空气质量在短时间内急剧恶化，本地的污染控制无法完全消除外来影响。
- 吉隆坡既有持续的本地排放，也受到季节性烟霾的影响。烟霾到来时，外来污染与本地污染叠加，使空气质量进一步下降。因此，吉隆坡并非长期处于严重污染之中，但空气质量波动较大，难以保持稳定。
- 曼谷的空气污染有明显的季节性，旱季尤为严重。本地排放与农业焚烧产生的污染物，在不利于扩散的天气条件下滞留于近地面，形成周期性的污染高峰。
- 雅加达的空气污染则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季节变化往往使原本严重的污染进一步加剧。这里需要应对的，是日常污染之上的季节性加重，而非仅在某个季节出现的雾霾。
- 香港的空气质量从长期来看已有改善，但仍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尤其是来自珠江三角洲的污染物。这些污染物随气流进入香港，使本地空气质量的改善仍受到区域环境的制约。
比较这五座城市，不只是看哪里的空气更好、哪里的污染更重，更是要了解各地的污染从何而来、在哪里积聚，以及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怎样的影响。
基础设施如何影响空气质量
既然雾霾与城市的建设和运行有关，空气治理就需要与城市发展一同考虑。许多规划决策看似只涉及交通、能源或土地，实际上也在影响空气质量：人们如何出行，电力如何生产，货物如何运输，工业设施设在何处，土地又作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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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设计师和规划师而言，这意味着基础设施的作用不能只从交通效率和发展需求来衡量。道路、公共交通、物流网络和能源设施的布局与运行方式，还会影响污染源的分布、污染物的积聚，以及居民受到污染的程度。
建筑与城市规划因此也承担着改善空气质量的责任。如果污染的产生和积聚与城市布局、基础设施有关，治理就需要从这些方面入手，将城市规划、交通出行、能源转型、景观系统和区域协作结合起来。空气质量应在规划和设计阶段就得到充分考虑，而不能等到污染发生后才着手处理。
城市边界，挡不住污染
雾霾让我们看到，仅靠一座城市自身的治理，难以解决全部空气污染问题。
农业生产、货物运输和能源供应往往涉及多个地区，相关排放也会随风向和天气变化扩散，影响范围可能跨越城市乃至国界。因此，污染来源与受影响地区，并不一定处于同一行政范围内。
在东南亚，本地排放与跨境污染往往交织在一起。一座城市即使减少了自身排放、改善了本地环境，仍可能受到其他地区污染的影响。当地的治理成效，还会受到外来污染和气象条件的制约。因此，改善空气质量既需要本地行动，也需要跨地区、跨国界的协作。城市在控制自身排放的同时，还需要与其他地区共同应对污染的传播与扩散。
将空气质量纳入规划与设计
对于建筑师和规划师而言，空气质量应成为评价方案的一项基本标准。城市在建设和运行中不断改变周围的空气环境，规划与设计也需要正面回应这种影响。
设计无法独立解决雾霾，却可以与环境监管共同发挥作用。在组织交通、确定土地用途、配置能源设施和规划景观时，都应考虑相关决策对空气质量与公共健康的影响，将减少排放、减轻居民所受空气污染作为设计目标。
应对雾霾，首先要认识到，城市的建设和运行方式不仅可能造成或加重污染，还会使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明确本地规划能够改善的问题，以及需要区域协作解决的问题，才能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