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区工作若要取得成功，必需要硬件和软件的互相配合。一如美国社会学家Eric Klinenberg在《Palaces for the People》一书中所提出的论点，要建立一个更平等、更团结的社会，关键在于实体建筑和社会工作的共生关系。这是许多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多年来一直提倡的概念，然而如同城市所面对的各种问题，这一课题同样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加上城市不断蜕变，人与人如何进行互动受到很多外来因素包括文化及科技等的影响，令达致软件和硬件融合的目标尤如移动的标靶，难上加难。
根据Klinenberg的其中一项实证观察，拥有不同种族或文化背景的美国人，鲜会与其社交圈以外的人接触。战后初期，不同背景人士大多在工厂里工作，下班后都习惯与同事喝酒联谊一番。后来，随着制造业逐步转移向发展中国家，蓝领阶层人数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服务性行业以及所谓的白领人士，加上人们对宗教的依靠开始减弱，形成一个社交真空状态，令陌生人之间难以建立起互信。
2017年，牛津大学心理学教授Robin Dunbar曾指出，定期到地区酒吧喝酒有助建立社会凝聚力。Dunbar和他的研究团队先后进行了三次独立调查，发现假如人们在其居住的地方有一个固定的喝酒地点，他们对社区的参与度和满足感会较强，也较易与其他社区人士建立信任。情况就类似八十年代大热的电视剧“Cheers”，故事背景恰好设在一家酒吧里。此外，假如社区内缺乏酒吧，人们的社交圈会变得较窄，也会感觉较疏离和难以信任别人。然而，酒一向予人负面形象，例如美国便曾实施禁酒令，加上右倾天主教派和伊斯兰教的禁酒主张，都令地区酒吧难以发挥凝聚社会的作用。
很多已开发国家甚至开发中国家的政府，会花费庞大金钱发展基建，然而对于如何团结民心却往往感到举步为艰，全因他们多数处于被动而非主动的位置。在发展成熟的社会里，社区工作大多倚靠社工或政策制定者去推动，为有需要人士提供协助；然而许多时候，这些社区项目必须辅以实质建筑，才能长时间持续推行。社交媒体的兴起，令许多千禧一代倾向选择在网路上拓展人脉，而社交媒体的发展亦造成了回音谷效应（意指物以类聚，大家只选择性地与有共同观点的社交圈接触），令人们开始意识到，人与人的关系唯有透过面对面接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亚洲和中国很多城市都缺乏能连系民众的公共建筑，大家唯有各出其谋——有钱人会去私人会所，穷人便得在街头流连。即使不缺公共空间，它们大多管理不善，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去服务人群。在英国及欧洲，由于政府大幅削减社会开支，此等现象比比皆是。美国方面，目前情况同样僵持不下，很多公共建筑由于缩减维修经费和人手资源而不复昔日华丽。另一方面，在某些发展较成熟的亚洲城市如香港和新加坡，有不少实而不华的建筑物，以辅助社区工作的推行。诚然，为何公共建筑何图书馆、社区中心、游泳池或宗教场所等，不能拥有更漂亮、更具启发性的外观设计呢？
在南中国等地区包括香港和澳门，祠堂在传统上是一所社区中心，结合了宗教祭祀和服务居民的作用，它们多由当地商人所筹建，开放予公众使用，大多带有南中国岭南传统建筑色彩。建于1847年、位于荷李活道的香港法定古迹文武庙，由供奉文昌帝君及关圣帝君的两所庙宇及会馆所组成。而建于1894年清朝的广州陈家祠，是由当时72位陈姓宗亲合资兴建的合族宗祠，主要为各地陈氏后人参加科举考试时提供住处。十九幢建筑物后来成为陈氏书院，也是现时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所在地，独特的中国传统四合院结构及建筑装潢，令其成为设计爱好者及研读文化的学生必定到访之处。
较近期的例子有位于四川磁丰村的一所绿色社区中心，目的是协助地震灾后地区重建社区。2010年，欧华尔及Integer中国携手毕马威中国、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及成都妇女联合会，利用当地的可持续资源，建造了一所450平方米的小区中心。2013年，邻近地区雅安发生地震，太古地产携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出200万元人民币扶助受灾地区，并在欧华尔协助设计下，于2018年建成了一所社区中心。三幢独立建筑物由当地工人运用在地生产的竹所建造而成，为村民提供灵活的社区活动空间。同年，发展商高富诺有见㓥房问题日益严重，㓥房住户往往缺乏厨房空间，遂在香港石塘咀资助开设邻里厨房——开台食饭，为居住在㓥房的低收入人士提供可供自行煮食的厨房设施，当父母下厨之际，小朋友可在旁温习功课，此举一方面纾解其居住困境，另一方面协助他们融入社区。
无可否认，大家都可以多做一点工夫，然而当前急务，是要正视硬件对于成功推行软件的重视性；假如政府或潜在私人捐献者继续漠视公共建筑与社区发展及工作之间的关系，受害的会是整个社会。当政府从上而下制定政策，我们更需要基层由下而上的配合，同时更要聆听来自关心社区的建筑师及在地区工作的社工的声音，按照不同地区的独特性，创造符合他们需要的公共建筑及社区计划，当然还有赖亚洲各大富翁的积极捐献，回馈社区，让每个人成为其所在社区的真正主人。
